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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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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姐

大姐大我20余岁,小时候对她并没有多少的记忆,等我懂事上小学的时候,大姐早已嫁人,也有了她自己的儿子,但我还是保存了她在我童年里许多回忆。


那年头乡下日子很贫寒,我们家人多姊妹7个,穷得更是叮当响。父亲在外地做事不常回家,娘一人拉扯着一大帮孩子过日子,一个人管了家里管不了地里,忙东顾不了西,因此,娘就在家实行了“家庭承包责任制”:由大孩子依次看管小一点的孩子。这样家中除了娘以外,大姐的权力就是一人之下,六人之上了。我听娘说,那年月没机器磨,隔三岔五就在奶奶居住的西院老宅子的石盘上推磨子,碾棒子、高粱米加地瓜干,一推就是一个下午或者整个晚上。


推石磨前,娘把所有的孩子集合起来排好队,开始“训话”安排任务,说完之后,大姐就会迈前一步,面朝大家,再重复娘的部署,具体安排分工到人,然后套上磨棍一圈儿一圈儿地推,她也推;不推的时候就跟在磨道里,用笤帚簸箕往下撮面子,然后送到笸篮里给娘用细箩去筛,过滤出粗块,再一次次倒入磨眼里细细地磨。


白天推磨子还好说,夜晚马提灯棚子一角那么一挂,人便一圈儿圈儿地转个不停,黑灯瞎火地没完没了,人也困了,脚也乏了,推磨子的人便闭了眼瞌睡起来,脚步机械地跟着磨子转。这个时候瘦弱的大姐却不知哪来的劲,踏腰猛一用力一推一停,闭眼的便全被“诳”醒了,有时候或者锐声喊那么一句:“不许偷懒!”吓得大家赶紧重新用力推。当然这些我是听其他哥姐们说来的,他们并给大姐起了一个不雅外号——“砸二顿子”。意思是说娘说过一遍后,大姐再来二遍吩咐。不过等我长到能进磨道推磨子的时候,大姐早已嫁人走了。


我的外甥小我不了几岁,大哥常带了我到黄河大堤八里外的大姐家去。那个时候外甥已经懂些事了,但发音不全,每次我们要回家来的时候,外甥都要拼命地跑着追赶我们,挣扎着要到我们家来。为此,我和大哥离开的时候,往往诓了外甥后偷偷出村,常常跑出一截路远了,还能清晰地听见外甥的哭喊,“俺上水里去,俺上水里去。”我们庄子


叫水坡,外甥说不清晰。


我记忆里大姐住娘家的日子不多,起码我记事后她不常来,来了也住不长时间,不过,就是这样,大姐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记。我的大姐特俊俏,大家都说十里八乡难觅的美人,因此大姐眼眶子很高,本村邻里的小伙子没看上一个。娘说有人开始给大姐说了一个西乡的后生,家境殷实,大姐前去相看了,那后生一眼就迷上了大姐,可大姐说死说活就是没看中。


那个时候还是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,家族的脸面往往比骨肉亲情还重要,而说媒的又是亲戚连亲戚,奶奶就威逼利诱大姐答应下来,可大姐倔强的性子宁死不从,三天三夜没喝一口水,没吃一口饭,嘴唇都咬出了鲜血。实在没办法了,奶奶就想出了个好主意,让性情温和怯弱的二姐顶替去了,尽管我的二姐有一千个一万个不如意。


后来我每次听唱吕剧《姊妹易嫁》,就想起我的大姐和二姐,我并没有谴怨大姐,我知道我的大姐并不是那种嫌贫爱富、贪图享乐之人,她是在为自由幸福而战!虽然我并没有埋怨大姐的意思,但我却为我那可怜的二姐感到愤懑和悲哀。听娘说我二姐开始也是进行了激烈反抗,但最终还是屈服了奶奶的压力。在那一年的秋天里,西乡里来了一帮子人,一阵鞭炮唢呐响过之后,一个陌生的男人牵来一头高大的黑毛驴,咿咿呀呀叫着,驮了木木呆呆的二姐摇摇摆摆着走了。二姐离开的那天,什么话也没说,一滴泪也没掉。当然这件事也是听娘说的,我后来曾去问过大姐,大姐默然无语。


我印象中的大姐是极其疼爱我的,她经常变戏法似地从口袋里、衣袖中,抑或是不可知的地方拿出一些糖块来,还有水果或者饼干之类的东西给我吃;所以我很是盼望着大姐住娘家来,也最喜欢围着大姐身边转。我记忆中的大姐特喜爱吃鱼,时常撺掇我带着外甥提了花脸盆,拿了细铁筛子,翻过大坝去小河沟沟里捉小鱼,弄得我俩满身是泥巴,但每次捞到的鱼尽管星星点点的不多也不大,大姐都会饶有兴趣地削掉鱼鳞,洗净内脏,用清水加上老醋烧焖,一直到鱼刺焖酥烧烂了,然后分给我们解馋,她也连肉带刺一起吃。


这样美好的日子并不长久,大姐在我记不清的一天早晨,随军去了遥远的甘肃,而且一去就是二十年。在那里又生养了一子三女,次子次女先后夭折,只活下来两个女儿。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个秋天里,娘去兰州大姐那儿照看孩子,临走的当儿问我有什么要求,我只摇头,我说我只需要小人书。当娘被人簇拥着走上街面,拐过村西那个坑塘湾不见了,我才潸然泪下……果然没过多久,在千里之外的大姐就给我邮寄小人书来了,用的是一个黄布包包,而且不止一次。那些散发着墨香的小人书,陪伴着我在那个清苦苍白的年月里,度过了贫苦却温馨的童年,也减轻了我对娘的无尽思念……


大姐一生漂泊无数,后来又随夫君辗转去了西宁,再后来又到了鞍山、鹤岗、沈阳……但无论大姐走到哪里,她的印痕都深深镌刻在了我的心房,也不管是我听来的,抑或是我感触到的。


大姐,小弟我想你了!